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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冰川断裂，冰岩崩形成泥石流，沿河谷冲向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据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及中国官方截至2026年9月1日上午分别公布的数据，中尼两侧共有955人遇难、4471人失踪或失联。 截至9月1日，中国官方尚未更新8月29日18时公布的伤亡数据，西藏吉隆口岸仍为16人遇难、546人失联，其中261人为外籍人士。灾害发生后，中国公安部门查处多名发布相关灾情数字的网民，部分微信群也开始限制转发现场图片和视频。 8月30日晚，西藏网警发布10起所谓“网络谣言”案例。被处罚网民发布的言论包括“今天，泥石流淹没了1000多人”“可能死500个人左右，失踪人口可能全部都死了”“起码得有上千人”等。8月31日，“西藏网络举报”微信公众号将案例增加到12起。第一份通报逐案写明10名网民受到“行政处罚”，第二份通报则将12人的处理结果统一写成“教育处罚”。中国官方没有说明两份通报为何使用不同表述，也没有公布相关处罚决定书。 网民因发布涉灾言论被罚 关注西藏灾情的网民刘先生对本台说，灾区附近民众传出的视频和数据更容易被公众相信，处罚传播者具有震慑作用。他说：“老百姓更趋向相信民间传出来的东西，不相信官方的说法。官方为了打压这些给社会造成恐慌的东西，只能对传播这些趋近真相的信息的人进行惩罚，让老百姓不敢轻易传播。以前新冠疫情时，湖北的李文亮医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中国这种环境造成的现象。” 记者获得的一张微信群截图显示，一个拥有499名成员、名为“峰形极高山俱乐部”的群组发出公告，要求成员“切勿在本群内转发本次泥石流灾害敏感、违规图片及视频等内容，违规者踢”。 发布公告的账号随后写道“刚出派出所”，群内成员回复“收到”。目前无法确认该账号前往派出所的具体经过，也无法确认群公告是否由公安部门直接要求发布。 刘先生说，最近多个聊天群已经禁止转发非官方的西藏灾情。他认为，政府不希望来自民间的消息冲击官方对灾情信息发布节奏的控制。 中尼两侧呈现不同灾难叙事 记者梳理中尼两侧媒体报道发现，尼泊尔及国际媒体将镜头对准幸存者、失踪者家属和受灾居民；中国媒体报道吉隆口岸灾情时，则主要强调救援人员、设备、物资及应急响应。新华社和中新社记者进入尼泊尔后能够采访灾民，但在中国境内，报道对象又转向干部和救援体系。 有网民指出，中国官媒画面中的部分救援人员衣着干净，与尼泊尔救援人员满身泥泞形成反差。网民“老猫牙口好”写道：“在尼泊尔问的是‘你经历了什么？’在西藏吉隆则切换为‘救援体系做了什么？’”这种差异反映中国当局对境内灾情采访和信息发布的控制。 民间救援活动受管控 泥石流发生当天，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对吉隆镇至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社会车辆和人员通行。8月29日，公安部门发布补充通告，将管制范围扩大至邻近县域卡点，规定只有应急抢险、应急救援和物资保障等特种车辆可以凭证通行，其余社会车辆和人员不得进入。 江苏的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对当局隐瞒灾情表示不满，近日江苏取缔多个民间应急救援组织的消息值得注意。他说：“能够到实地去参与救援，就肯定会得到很多真实的信息。我想就是与这个有关吧。它为什么要封这个信息呢？尼泊尔那边都公开的。” 江苏省民政厅8月31日公布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取缔名单。12家被取缔组织中，有7家以应急救援中心、救援支队或应急产业联盟名义活动，其余包括教会、宗亲联谊会、课堂和志愿服务队。按照官方对非法社会组织的定义，这些组织被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但名单没有公布其人员规模、救援经历、资金来源及具体取缔经过。 北京大学学者李博明（化名）说，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江苏这次取缔行动是为阻止这些组织前往吉隆，但两件事时间接近，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他说：“每一次民间救援队出现在灾区，地震也好，洪灾也好，当局都会劝阻。当局对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始终高度戒备，其实很简单，这些组织不受政府控制，有时会批评政府，老百姓欢迎，但政府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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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力，是否已经跨越国境？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最新报告指出，中国不断扩大在土耳其的媒体影响力，让维吾尔记者和活动人士更难发声。 2025年瑞士政府报告也指出，维吾尔人和藏人可能面临来自中国的“跨国镇压”，包括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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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最新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扩大在土耳其的媒体影响力，通过官方媒体、与当地媒体合作、赞助内容，以及土耳其语社交媒体账号，传播北京对新疆问题的叙事。RSF认为，这让海外维吾尔记者和活动人士越来越难让外界关注新疆的人权问题。 但这可能只是“跨国镇压”的一部分。 RFA video 所谓“跨国镇压”，就是一个政府把监控、威胁和政治压力延伸到本国境外。那么，这种压力是怎么发生的？ 安卡拉大学教授埃尔金·埃梅特说：“跨国镇压，一个办法，就是让东突来的维吾尔族人为中共提供情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给国外的一些维吾尔组织制造矛盾，让他们互相不团结。” 也就是说，这种压力可能不仅是监控和威胁，还包括获取情报、影响舆论，以及分化海外社群。 但对很多维吾尔人来说，最让他们害怕的，可能还是留在中国的家人。 埃梅特说：“维吾尔族人一直都有这种情况，就是给他施加压力，然后说：‘你要是跟媒体说了我们的做法，就把你在国内的亲人抓起来。’它就是吓唬维吾尔人。所以，受到跨国镇压压力的维吾尔人，很多都不敢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他说：“我有一个姐姐，在老家，在农村。我十几年了没有跟她通电话。我一给她打电话，怕她被抓起来。这样的维吾尔人很多。” 2025年，瑞士政府发布一份关于当地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报告。报告认为，两大社群很可能正在遭受来自中国方面的跨国镇压，包括监控、威胁，甚至被要求监视自己所在的社群。 一些人因为担心中国境内家人的安全，不敢公开参加政治活动。瑞士政府还指出，这种压力可能不只是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行动，也可能通过其他个人和机构产生。 中国外交部则否认这些指控，称瑞士报告属于“政治操弄”，并表示涉疆、涉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而这种影响，可能不仅存在于欧洲。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有规模庞大的维吾尔社群。随着中国在中亚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影响力扩大，一些维吾尔人担心，当地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北京所关切的问题。 研究者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访谈发现，一些维吾尔人减少了在公共场合使用维吾尔语，甚至不敢公开展示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符号。在哈萨克斯坦，也有维吾尔人反映，维吾尔语教育受到限制。 这说明，跨国镇压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政府直接出手。 当一个国家越来越依赖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当地政府、媒体和其他机构的选择，也可能影响维吾尔人的发声空间。 埃梅特还表示：“另外一个让我担心的问题，就是最近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63条，就是在国外有反共活动的人要追究责任。如果国际舆论界不对中共施加压力，这样的法律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许多维吾尔人来说，即使已经离开新疆，他们仍然担心来自中国的压力。 从媒体报道，到政府政策，再到公共空间，“海外”可能就不再意味着一个完全安全的地方。 那么，中国的影响力究竟已经延伸到了多远？其他国家又应该如何在与中国保持经贸关系的同时，保护生活在当地的维吾尔人？ 这可能才是“跨国镇压”背后，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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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家庭教会牧师曹三强服满7年刑期获释两年半后，仍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他近日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出狱后多次申请护照，但因被列入边控名单，至今无法办理。曹三强今年4月确诊前列腺癌晚期，希望当局基于人道考虑向他签发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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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家庭教会牧师曹三强服满7年刑期获释两年半后，仍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他近日在接受RFA专访时说，出狱后多次申请护照，但因被列入边控名单，至今无法办理。曹三强今年4月确诊前列腺癌晚期，希望当局基于人道考虑向他签发护照，让他赴美与家人团聚。 曹三强说，他今年4月因右脚剧痛前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诊，最初被诊断为发炎。服用消炎药十多天后，疼痛没有减轻，经核磁共振及穿刺检查，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此后，他接受化疗和放疗，体重下降，远距离出行需要轮椅。目前治疗暂停，等待身体恢复后复查。 他对记者说：“因为我年龄大了，这个身体承受不了，所以它就对我的身体很大的副作用。现在呢，我就体重骤减，然后呢，脚呢也走不动了，现在远一点我就要坐轮椅了。” 申请护照屡遭拒绝 曹三强目前没有医疗保险，与90岁的母亲同住，生活和治疗费用主要依靠母亲的退休金及教会人士帮助。妻子和儿子曾于5月从美国返回长沙陪伴10天，随后因工作离开。 他说：“住院的话，一天差不多合起来是3000块钱，所以我住了一个月，差不多就花了10万块钱。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 曹三强曾在美国接受神学教育，并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2017年3月，他从缅甸佤邦返回中国云南时，经非正式通道入境，后被当局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2019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定，对他的拘留属于任意拘留，并与其基督教信仰有关。 2024年3月4日，曹三强刑满出狱。他此后多次前往长沙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护照，工作人员将其姓名输入电脑后，系统随即显示“禁止出国”，但没有说明边控原因及期限。 他说：“我具体问他，说‘那你禁止我出去，要禁止多久呢？’他说他不知道。所以呢，就变成我要再去试，是不是？就是去试那个机器，看看那个机器到底要把我扣多久。” 曹三强另向长沙市公安局递交手写申请，说明自己身患癌症，随时面临死亡威胁，请求获准赴美。当地公安人员告诉他，会将申请逐级上报。他随后致信公安部部长求情，但至今没有收到答复。 本台致电长沙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但始终无人接听。 外出报备 三人跟随 曹三强说，获释后前往其他城市仍需事先报备。有关部门会安排3人前往同一城市，在他住处附近另找旅馆，每两天与他见面吃饭，确认他仍在当地。 他说：“我每去一个地方呢，他都会派人要跟着我。我这两年我也去了不少地方，因为我要去看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总是有人跟着我。” 他曾告诉跟随人员，让他离境，3个人可以从事其他工作，相关费用也可以省下来。 边控原因及期限不明 对于边控是否与此前被判刑有关，曹三强说，有关部门始终没有作出说明。面对询问，工作人员往往以“你自己心里有数”回应。 他说：“为什么不让我走呢？我也很费解。因为在中国边控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多如牛毛。他也不跟你说原因的。你去问‘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啊？’大概的答复都是‘你自己心里有数’，他就是这么回复。” 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及孙子均为美国公民。孙子2025年7月出生，至今没有见过祖父。 谈到病情和远方的亲人，他说：“因为这个癌症是随时它一扩散的话，那就会有生命危险了。但是我很希望我能够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吧。如果能够去见，我们叫做去见上帝嘛，如果能够在家人的陪伴下面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曹三强希望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介入。他提到，北京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7月获释赴美，与家人团聚。金明日获释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其案件。他希望美国政府也向中方提出他的名字，推动中方解除边控并向他签发护照。 总部在美国得州的对华援助协会8月发起“带曹牧师回家”联署。该协会创办人傅希秋日前接受台湾教会公报采访时说，曹三强已经服完刑期，目前又与晚期癌症搏斗，事件已成为人道危机。他呼吁中国政府解除离境限制，让曹三强返回美国接受家人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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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甲醛白菜”事件引发食品安全担忧。类似做法早在2012年就曾被报道。14年后，为何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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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康保县近日被曝有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使用甲醛溶液处理白菜，引发食品安全担忧。 康保县政府8月22日通报称，当地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和公安等部门已展开调查。经初步核查，网传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通报称，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当地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流向，并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展开排查。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和市场监管总局随后表示，已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处置，并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三部门还要求各地立即对白菜等易腐蔬菜开展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宿迁中合农产品市场称，一批被举报来自康保的白菜在快检以及后续送检中，结果均为合格。不过，江苏南京、无锡等华东地区农产品市场已相继宣布全面禁止康保县大白菜入场。 专家：天然存在不等于可以人为添加 南加州大学食品安全与毒理学专家罗杰·克莱门斯（Roger Clemens）在给本台的书面回复中表示，一些水果、蔬菜和鱼类中可能天然存在甲醛，但这与人为向食品中添加甲醛是两回事。 克莱门斯表示，对故意在食品中使用甲醛应采取“零容忍”态度。对于已经受到污染的食品，仅靠清洗不足以消除相关风险。 14年前已有类似报道 本台2012年曾报道，山东青州一些蔬菜商为使白菜保鲜，使用甲醛溶液浸泡白菜。援引当地业内人士称，这种做法当时已经持续三四年，并被视为当地行业的“潜规则”。 14年后，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可能并非一个偶然个案，而是一些结构性问题反复出现的结果。 黄严忠认为，蔬菜收购和长途运输节点流动性较强，地点又比较分散，监管部门难以做到全面覆盖。与此同时，正规冷链运输的成本，也可能促使部分收购商选择违法方式降低损耗。 “它的造假成本太低，而且被发现的可能性也非常低，所以造假的收益就很高。”他说。 黄严忠认为，治理这类问题不能只依赖事件曝光后的集中查处，还需要降低经营者依法合规的成本，并建立针对高风险品类、季节和产区的风险导向监管机制。 “单靠严打很难根治，因为这个利益账算不过来。”他说。 食品安全事件持续消耗公众信任 此次事件首先通过网络视频进入公众视野，随后才引发官方调查和多地专项排查。 黄严忠认为，类似事件造成的影响不限于潜在的健康风险，还会不断削弱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任，并给守法农户和商户带来连带损失。 “对消费者来说，最大的伤害就是信任的坍塌。”他说，“一次一次这样的事件，长期下来，公众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心就被一点点地消耗。” 他认为，食品安全监管应当从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转向覆盖整个供应链的持续监督。 “关键就是要把监管从事后的灭火，转向整个过程中有人盯、有技术排查、有数据能预警，而不是等舆情来了再作出反应。” 黄严忠也强调，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 “食品安全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任何国家都有食品问题。”他说，“真正可以比较的是，问题能不能发现得够不够快，讲得够不够清楚，改得够不够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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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口区宝兴殡仪馆今年起停止举行带有天主教、基督教内容的治丧仪式。工作人员说，殡仪馆不允许神父到场主持追思活动，并会劝说家属放弃相关安排。上海龙华殡仪馆仍允许天主教神父主持追思祷告，但要求在一个小时内完成。 本台记者8月28日致电上海虹口区宝兴殡仪馆，询问家属办丧事时能否请天主教神父到场。工作人员说：“耶稣的仪式没有了，信仰的我们不做，也不允许（我们殡仪馆做）。天主教的也不可以，不行。从今年开始就不行。我们建议这样，尽量劝说家属，不建议这样做这些（仪式）。” 宝兴殡仪馆工作人员未说明这一要求来自上海民政部门还是殡仪馆内部，也未提到是否有书面文件。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网站暂未见相关通知。 记者同日致电龙华殡仪馆，工作人员说，家属可以请天主教神父到场主持追思祷告，“只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就可以”。 对此，上海一位天主教神父张先生告诉本台：“上海所有殡仪馆已经不让举办有宗教色彩的葬礼，我是听宗教局朋友说的。那位对你说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可以的工作人员不了解情况。前几天有教友要请神父去浦东殡仪馆主持葬礼，殡仪馆说上面有通知，不可以了。” 殡仪馆限制宗教仪式 上海天主教徒8月18日在网络发文说，他接获消息，上海殡仪馆开始停止举行天主教礼仪葬礼。记者向两家殡仪馆查询后发现，宝兴殡仪馆已不允许神父主持相关活动，龙华殡仪馆则对追思祷告设定时间限制。 上海此前已对天主教殡葬活动实施管理。2020年，上海教区通知神父，前往龙华殡仪馆主持追思礼时，需要出示宗教部门发放的天主教教职人员证。没有相关证件的地下教会神父无法进入主持仪式。 对华援助协会8月19日发布上海教徒过去一年的记录。内容涉及徐家汇天主堂附属商店停售宗教书籍、堂区跨地区朝圣受限、网上祈祷内容停止，以及殡仪馆限制宗教治丧活动。 上海天主教徒丁先生曾多次前往徐家汇天主堂。他说：“徐家汇那边的教堂现在确实没有十字架卖了。我以前去过几次，那时候教友还能在里面买到《圣经》、十字架和一些纪念品。现在再去看，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教堂还在那里，但教友连《圣经》和宗教用品都买不到了。” 教堂书籍及网络直播消失 徐家汇天主堂是上海天主教教区的主教座堂。教徒记录显示，附属圣物商店工作人员去年曾提醒熟悉的顾客，若有需要应尽早购书。此后，店内神学书籍陆续减少，到去年7月已所剩不多。 8月1日正值徐家汇天主堂本堂瞻礼。这位上海教徒当天进入商店时看到，圣像等物品仍在，放置书籍的架子已经撤走。教友询问“四样经”和《圣经》是否仍可购买，收银员说：“没了没了，全都没了。” 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20日发布帖文，介绍上海教徒记录的情况。帖文提到徐家汇天主堂商店停止售书、中国天主教应用程序“万有真原”的露德祈祷直播消失，以及北京堂区跨地区朝圣受到限制。 “万有真原”过去转播法国露德圣母朝圣地的玫瑰经祈祷，并提供中文翻译。上海教徒说，这项直播从去年12月停止，随后整个直播栏目消失，平台原有资讯视频及网上灵修课程也停止提供。 跨地区朝圣需要审批 今年6月，这位上海教徒在北京郊区一所天主教堂参加弥撒。神父在弥撒结束后告诉教友，原定7月进行的外地朝圣无法成行。堂区组织教友集体前往外地需要申请，未获批准出行，还可能被当地教堂报告。 2022年3月施行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网上讲经讲道只能由取得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在自建平台进行，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传教、组织宗教活动或直播宗教仪式。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去年9月发布《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规定宗教教职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网络会议及社交软件传教，也不得组织或参加网上弥撒、礼拜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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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上午，中尼边境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冰岩崩塌并引发山洪，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受到冲击。西藏方面27日上午公布，截至当天8时，已有3人遇难、558人失联，另有2人获救。失联人员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 尼泊尔一侧同样灾情严重。洪水沿河谷向下游推进，拉苏瓦等地的村庄、道路、桥梁和电力设施受到破坏，大批当地居民及外国游客失踪。路透社27日报道，这场跨境洪灾已造成至少165人死亡，中尼两侧接近1500人失踪，其中700多名失踪者为外国人。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26日上午10时59分52秒，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前仍有人员奔跑撤离，附近道路停放着车辆。数秒后，大量泥水裹挟沙石从建筑两侧涌入，迅速冲向道路和周边区域。画面中扬起大片尘土和泥雾，能见度急剧下降，原本清晰可见的道路和部分建筑很快被遮蔽。整个过程只有数秒，现场人员撤离时间有限。 网上流传的另一段视频被发布者描述为吉隆口岸附近一处正在施工的水坝受到泥石流冲击。洪水逼近时，现场工人四散逃离，泥水和碎石随后冲入施工区域。从画面看，施工设施及周边区域遭到洪流冲击。目前公开信息尚未说明该工程名称及具体损毁情况。 灾因引发质疑 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从网络报道以及朋友处得知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和洪灾，但目前当地公开的信息仍有限。 他说：“这次那边爆发泥石流也好，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洪水冲下来，应该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第一次看到习近平出来讲话，这也说明事态很严重，而且这次又涉及边境。中国大陆各地发生洪灾，有多少民众被淹、被淹死，很多时候很难看到这么大的动作。这次连国务院副总理都到了当地。” 格桑坚参说，目前外界最关心的是洪水究竟怎样形成。他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洪水是从尼泊尔方向过来的，还是西藏这边也有因素？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溃堤吗？还是跟水电站、水坝有关？整个青藏高原这些年建了这么多水坝，这些问题都应该查清楚。” 吉隆县府人员：正安抚家属情绪 吉隆口岸位于中尼边境，是西藏连接尼泊尔的陆路通道。灾害发生时，当地除村民外，还有口岸工作人员、货运和施工人员、商人及外国游客。目前尚未公布失联人员更详细的身份构成。中国方面已调集消防、工程及军方力量进入灾区参与搜救。 记者27日14时30分致电吉隆县政府办公室，接电话的一位藏族工作人员表示，县政府办公室并不直接掌握灾区一线情况，目前获得的信息主要来自一线指挥部，并按照统一消息对外发布。 记者：现在有没有最新的灾情？ 工作人员：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今天早上发的那个。因为我们这边掌握不到，都是按照一线指挥部的消息统一发布的。 记者：听说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到了当地？ 工作人员：现在还没到县城，应该快到了。从县城到那边还要差不多两个小时，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 记者：吉隆口岸现在受损到什么程度？ 工作人员：这个不清楚，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到现场。我们也是看官方的消息，今天所有的信息都是以官方发的消息为主。 记者：县里面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工作人员：主要是安抚家属情绪。 记者：失联人员家属主要是藏族吗？ 工作人员：藏族也有，汉族也有，差不多吧，都有。 失联人员身份仍不明 格桑坚参说，目前很难判断失联人员中藏人的具体数量。他说：“西藏人多少，汉族人有多少，现在根本没办法分清。我认为也不用急着分清，那个地方两边村庄大部分都有藏人。现在重要的是有多少西藏村庄被淹，这些村庄里面有多少人。口岸做生意的、工作人员里面也有汉人、西藏人，还有其他做生意的人，各个民族都会有。” 冰川崩塌或为灾害诱因 路透社引述卫星资料和研究人员分析，灾害源头指向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一次大规模冰岩崩塌。冰体、岩石及碎屑坠入河谷后形成高速洪流，沿河道冲向吉隆口岸及尼泊尔下游地区。 格桑坚参说，从目前公开的视频看，部分村庄遭到大范围洪水冲击。他说：“这么大的灾害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当然都深感遗憾和同情。问题是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到底什么原因发生了这么大的灾害？这需要给当地受灾民众和国际社会一个比较明确的回复。” 喜马拉雅山区近年来多次发生冰川崩塌、冰川湖溃决和山洪。研究人员指出，高山冰川和岩体稳定性变化增加了这一地区发生类似灾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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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家高兟8月25日被河北省三河市法院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案件涉及的多件讽刺毛泽东作品创作于2005年至2009年，早于相关刑事条款实施十多年。高兟已经决定提出上诉。 高兟的好友、艺术家杜应红本周四（27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高兟从未认罪，目前在羁押期间身体状况恶化、病情严重。他说：“高兟先生和他的家人律师明确表示要上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高兟先生从没有认罪过。在监狱里身体恶化，病情严重的情况下，他坚持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在受尽各种压迫、逼迫，这个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这是一个独立艺术家，非常高贵的一种品质。” 据现场人士转述，高兟在宣判过程中亲口表示：“绝不认罪！” 美国国务院26日对高兟被判刑表示严重关切。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注意到，高兟案所涉及的行为发生在其被定罪所依据的法律颁布之前，美国将继续支持言论自由，包括通过艺术形式进行表达的权利。 25日宣判当天，欧盟、美国及另外一国外交代表前往河北三河市法院，但均被拒绝进入法院。高兟的妻子、律师、朋友也在法院外等候。 现场人士说，整个宣判程序只有二十多分钟。宣判结束后，高兟没有从法院正门出来，而是被从一个特别的小门带走，未能与等候在大门外的妻子、律师、朋友及外交人员见面。 高兟妻子赵雅良得知判决后表示愤怒。她说，自从知道判决结果后一直无法平复，“这令人痛心”。 高兟此次被追究的作品包括《处决基督》《下跪忏悔的毛》和《毛小姐》等。中国2018年实施《英雄烈士保护法》，2021年3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有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刑事规定，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高兟此次获刑3年，为该罪名规定的最高刑期。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舒然表示，艺术家不应因创作挑战官方历史叙事、促使人们反思历史的作品而受到刑事处罚。她认为，高兟案涉及利用措辞宽泛的法律限制艺术家及其他持不同观点人士表达，同时存在法律追溯适用的问题。 杜应红也对毛泽东是否属于有关法律所指的“英雄烈士”提出质疑。他说：“那么至于毛泽东被他们定为的英烈，这其实不是中国法律所定义的。因为中国的法律定义是因为所谓的民族正义事业献身、牺牲的人，而毛泽东八十三岁的时候是长时间的生病、自然死亡的，所以他（高兟）的定罪是有问题的。” 对于案件不公开审理，杜应红说：“这个案件一直是不公开审理，他们提出的意见是因为隐私，这完全和事实不符。因为这个案件它仍然就是一个对艺术家的政治迫害案件，跟隐私一点关系都没有，何况艺术家希望这些案件成为全世界都应该公开了解的一个案例。” 高兟于2024年8月26日在河北燕郊工作室被警方带走，随后被拘押在三河市看守所。高兟原计划9月3日经东京返回纽约。2025年12月14日，高兟律师提出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今年3月30日，案件在河北三河市法院闭门审理，家属未获准旁听。 高兟2022年移居美国。他与妻子赵雅良均为中国公民及美国永久居民，两人的7岁儿子为美国公民。高兟被捕后，赵雅良和儿子一直受到出境限制，儿子无法返回纽约上学。国际特赦组织表示，高兟的妻儿并未受到刑事指控，却持续受到出境限制。 中国自由作家何三坡受访时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话：当一个政权越来越缺乏共同认可时，它就会越来越依靠警察、军队、监狱、审查、逮捕和惩罚。它需要的未必是真正的权力，恰恰可能是权力不足之后对暴力机器的展示。 何三坡说：“惩罚一个人，是为了让一万个人看见。它要让统治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所以我说极权最可怕的地方，并不只是消灭反对者，而是使谁会成为下一个对象变得不可预测。当惩罚的边界模糊以后，人就会开始自我约束、自我审查，甚至会主动证明自己的可靠与忠诚。这恰恰是极权政府最恐怖的地方。” 高兟提出上诉后，法律追溯、艺术表达以及家属出境限制等问题，仍将伴随案件进入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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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法院8月21日裁定，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以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案件围绕支联会长期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等政治主张展开。两人目前尚未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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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以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两人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具体刑期尚未确定。 香港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自1990年起，支联会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一直持续到2019年。 2020年，警方以公共卫生理由禁止当年的六四集会。同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实施。 2021年9月，支联会和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同月25日，支联会表决解散。 今年1月案件开审，何俊仁认罪，李卓人和邹幸彤不认罪。8月21日，法院裁定支联会以及李、邹两人罪名成立。 这次案件的一个核心争议，是支联会长期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 法院认为，在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及其领导人仍继续推动这一目标，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李卓人和邹幸彤否认控罪。他们在庭审中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是推动民主转型，并不等同于要求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认为相关政治表达受到香港言论自由的保障。但法院没有接受这一辩解。 香港警方国安处表示，法院的裁决符合他们对案件的看法。警方称，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仍继续举行集会、展览、街头宣传和网上悼念等活动。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则认为，这项判决意在进一步压缩香港公开纪念六四的空间。 “当局显然是想用这样的判决，打消、抹灭所有历史的痕迹，不要让港人再有对六四的记忆。但是我认为当局是做不到的。沉默的纪念也是一种纪念，而人民心中的某些记忆，不会被这样野蛮的暴行完全摧毁掉的。” 李卓人和邹幸彤的刑期将在之后决定。 从曾经持续三十多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到支联会解散，再到今天的“煽动颠覆”定罪，这起案件也再次把香港国安法下政治表达的法律边界推到聚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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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改编红歌被查，为什么让人想起“文革风”？ 7月武汉演出中，郭德纲即兴改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随后被武汉市文旅局立案调查。 从调侃到讽刺，从即兴到创作，喜剧还能留下多少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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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最近因为改编一首红歌，被推上舆论风口。 8月12日，有网友爆料称，郭德纲今年7月在武汉演出时，即兴改编了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随后，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确认，已对这起事件正式立案调查。 RFA video 官方表示，这些现场改编内容没有出现在此前报备的演出材料中。 8月15日，郭德纲原定在西安的演出被取消。 与此同时，网上还流传一张所谓的“相声新规”截图。截图声称，北京将要求相声提前提交全部段子审核，获得备案号后才能登台，禁止即兴“砸挂”“现挂”，甚至可以让观众扫码举报。 不过，截至目前，官方并没有确认发布过这份所谓的“相声新规”。 但监管趋严，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2019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重点对说唱、电音、脱口秀、相声、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加强内容审核把关与现场监管。 2023年，笑果文化演员House因为“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段子被举报，笑果文化被罚款超过1300万元，并被暂停在北京的全部演出。 这些事件都指向一个问题：当演出越来越强调提前审核，演员还能有多少即兴空间？ 尤其是“红色经典”，哪些内容可以改，哪些不能改，界线到底在哪里？ 如果演员无法确定红线在哪里，最安全的选择，可能就是少说、少改、少即兴。 久而久之，即使没有明确禁止，演员也可能主动避开敏感内容，形成“寒蝉效应”。 从笑果到郭德纲，从段子到现场改词，当喜剧越来越需要提前审核，“现挂”和即兴，究竟还能剩下多少空间？ 也许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郭德纲这一次到底有没有越线。 而是，当“开玩笑”本身也需要越来越谨慎的时候，喜剧还能不能保持它最重要的东西——对现实的讽刺和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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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名地产商人，恒大集团前负责人许家印因涉犯多起案件，周四（20日）遭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的两个儿子也因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被判处有期徒刑。 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周四中午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天上午对于许家印等人涉及的多起刑案公开宣判。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位曾经的中国顶级富豪站在法庭上聆听宣判，满头白发。 许家印涉及的案件包括恒大集团公司、恒大地产集团。央视报道引述判决书指出，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许家印和这些公司违反了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犯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罪行。 判决也认定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再将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犯下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罪行。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 综合前述犯行，法院认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报道还指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许家印儿子许腾鹤及许智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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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於7月13日前后再次遭到强拆。大批军警进驻佛学院，当局计划拆除约2000间僧舍，并强制遣返住所被拆的僧尼。8月11日，一名僧人高举第十世班禅喇嘛画像表达抗议，随后下落不明。 据西藏之声19日报道，当局称腾出的土地将用于建设公园和花坛。来自藏区其它地区的僧尼在住所被拆后，被要求返回原籍寺院或家乡，部分人员已经遭到强制遣返。色达当地僧尼也不能继续留在佛学院修学，被要求返回所属乡镇。当局同时在佛学院增派大批军警，并进一步限制僧尼、居民、游客及朝圣者进出。 拆除整顿呈周期性 流亡海外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对本台说，中共针对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拆除和整顿并非首次，过去二十多年间多次出现。他认为，这类行动已经呈现周期性特点。 格桑坚参说：“我认为中共对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大概第一次是从2002年开始拆除和整顿。那以来，大概每七八年或者十年，会来一次这样的拆除和整顿，变成一种周期性的政治运动。这里面暴露出的是中共对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所谓监管是多么混乱，没有任何制度可言。” 现场图片显示，佛学院一处建筑区域已被拆开，地面散落大量砖块和建筑材料，两台挖掘机停在拆除区域，约11名戴安全帽、身穿反光背心的施工人员在现场作业。周边仍可见密集的红色建筑。 喇荣五明佛学院在2001年已经经历大规模拆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资料则显示，此次相关拆除行动早在7月13日前后已经开始，截至7月15日已有6处僧尼住所被拆，至少1060间住所被列为拆除对象。有关消息人士还说，部分拆除工作在夜间进行。 拆除僧舍后建公园绿化 格桑坚参说，当局过去在拆除僧舍后，还会改变原址外观。他说：“那些僧舍，有僧人住的，也有尼姑住的。僧舍拆除以后，为了不让外界看到已经被拆除的痕迹，以前都会种上草、植物，美化，把它建设成公园，它当然也会有很多这方面的做法。” 军警进驻 游客活动受限 目前来自藏区其它地区及中国各地的游客和朝圣者被限制进入佛学院。少数获准进入的人员必须乘坐检查站统一安排的公共交通工具，不得使用私人或租赁车辆，并只能在指定区域活动。西藏之声报道，大批军装人员及便衣人员被部署在佛学院内外，对僧尼、当地居民和访客进行监控。拆除开始后，当局还禁止无人机在喇荣沟上空拍摄。 格桑坚参说：“既然你有清楚的规定，一个寺院按照规模能够有多少人，为什么监管不好，任意地让它发展，到了超过一定规模又要被拆除，为什么这样整顿？我认为它给西藏人民的一种震慑就是说，我可以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哪天把你撤出去，就把它拆除。所以完全都是按照中共官员的喜好在做事。” 四川甘孜一位经营民宿的藏人告诉记者，当局对藏族人的监管比对汉人更严：“管得很严，去哪里都要带身份证，如果丢了身份证，补办一张要很长时间，也不让进寺院，我不能再说了，你不要录音。” 清拆与民族政策变化同步 此次拆除发生在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格桑坚参认为，这次清拆与民族政策变化存在联系：“特别是这次，跟中共这次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所谓的促进法有很大的关系。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毕竟是一个学习西藏传统宗教、语言、文化的中心。这样的一个中心，直接威胁到它所谓的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包括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面的中华民族建设，你必须不能突出自己民族的特色，所以他们就来拆除。” 据西藏之声报道，8月11日，一名佛学院僧人高举第十世班禅喇嘛画像表达抗议，随后下落不明。目前公开资料未显示有关部门说明这名僧人的去向。 寺院过万人降至800人 格桑坚参说，中国当局对不同藏传佛教寺院采取的管理办法也存在差异。他说：“对西藏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它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有些是把它当作重点拉拢对象，让它无限制地扩展；有一些藏传佛教寺院，把它控制得相当严格。以前像西藏著名的三大寺院，都是上万僧人，现在只能有八百多名僧人，根本不能超越他们所规定的数额。” 喇荣五明佛学院1980年由晋美彭措创办，过去曾有约一万名僧尼和学员居住，是藏传佛教重要的佛学教育中心。2001年，当局曾进入佛学院并大规模拆除住所。2016年后，佛学院再次经历拆迁和人员清退，当局同时限制常住僧尼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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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从广场舞、露天烧烤到企业污染都被纳入治理。新规能否在保护居民与限制公共生活之间划清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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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用来监测噪声、提醒人们保持安静的机器，自己却显得格外吵。为了保护居民安宁，普通人的公共生活应该被管到什么程度？ 8月15日，中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广场舞、露天烧烤和商铺噪声等日常问题，也都在这部法典的规制范围内。 法典规定，广场舞等公共活动要遵守场所的时段、区域和音量要求，造成噪声污染且拒不整改，个人最高可罚一千元。 在地方政府划定的禁时、禁区露天烧烤，也可被罚款；拒不整改，最高可罚两万元。 这也留下了一道边界：什么时间可以跳、什么音量算过大、哪些地方不能烤？这些规定是在保护居民，还是可能把普通公共生活管得过细，很大程度上要看地方政府和公共场所管理者如何制定和执行具体规则。 法典实施当天，浙江衢州宣判了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家水产店二十四小时运行水泵和增氧泵，低频振动沿墙体传到楼上，导致住户失眠就医。 商家称，没有检测报告证明噪声超标。法院则认为，噪声污染不能只看分贝；即使数值没有超过标准，只要经营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干扰居民生活，仍不能免责。 店家被判限期降噪减振，并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不少生活类规定延续了既有法律。新法典更大的变化，是整合并取代十部环境法律，并把气候治理纳入统一框架。 英国《碳简报》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这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以及全国碳市场提供了更高层级的法律基础，使中国的气候治理进一步从政策推动转向法律化。 但外界也质疑它的监督和问责力度。 纽约大学法学院美亚法律研究所刊载的一篇评论担心，相关公益诉讼原告在起诉时需提交生态损害、损失和修复费用等证明，可能抬高环保组织挑战大型项目的门槛。 伦敦政经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则指出，法典没有设置独立专家咨询或监督机制，也没有明确支持对政府气候不作为的司法监督与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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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配”徐春莺被判7年，为什么？ 台湾法院认定，她曾接受中国大陆相关人士指示，介入台湾选举，并涉及地下汇兑、诈欺等罪。 而类似的“中国政治影响”案件，也在美国引发关注。 在两岸和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外国影响与政治渗透的界线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