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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冰川断裂，冰岩崩形成泥石流，沿河谷冲向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据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及中国官方截至2026年9月1日上午分别公布的数据，中尼两侧共有955人遇难、4471人失踪或失联。 截至9月1日，中国官方尚未更新8月29日18时公布的伤亡数据，西藏吉隆口岸仍为16人遇难、546人失联，其中261人为外籍人士。灾害发生后，中国公安部门查处多名发布相关灾情数字的网民，部分微信群也开始限制转发现场图片和视频。 8月30日晚，西藏网警发布10起所谓“网络谣言”案例。被处罚网民发布的言论包括“今天，泥石流淹没了1000多人”“可能死500个人左右，失踪人口可能全部都死了”“起码得有上千人”等。8月31日，“西藏网络举报”微信公众号将案例增加到12起。第一份通报逐案写明10名网民受到“行政处罚”，第二份通报则将12人的处理结果统一写成“教育处罚”。中国官方没有说明两份通报为何使用不同表述，也没有公布相关处罚决定书。 网民因发布涉灾言论被罚 关注西藏灾情的网民刘先生对本台说，灾区附近民众传出的视频和数据更容易被公众相信，处罚传播者具有震慑作用。他说：“老百姓更趋向相信民间传出来的东西，不相信官方的说法。官方为了打压这些给社会造成恐慌的东西，只能对传播这些趋近真相的信息的人进行惩罚，让老百姓不敢轻易传播。以前新冠疫情时，湖北的李文亮医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中国这种环境造成的现象。” 记者获得的一张微信群截图显示，一个拥有499名成员、名为“峰形极高山俱乐部”的群组发出公告，要求成员“切勿在本群内转发本次泥石流灾害敏感、违规图片及视频等内容，违规者踢”。 发布公告的账号随后写道“刚出派出所”，群内成员回复“收到”。目前无法确认该账号前往派出所的具体经过，也无法确认群公告是否由公安部门直接要求发布。 刘先生说，最近多个聊天群已经禁止转发非官方的西藏灾情。他认为，政府不希望来自民间的消息冲击官方对灾情信息发布节奏的控制。 中尼两侧呈现不同灾难叙事 记者梳理中尼两侧媒体报道发现，尼泊尔及国际媒体将镜头对准幸存者、失踪者家属和受灾居民；中国媒体报道吉隆口岸灾情时，则主要强调救援人员、设备、物资及应急响应。新华社和中新社记者进入尼泊尔后能够采访灾民，但在中国境内，报道对象又转向干部和救援体系。 有网民指出，中国官媒画面中的部分救援人员衣着干净，与尼泊尔救援人员满身泥泞形成反差。网民“老猫牙口好”写道：“在尼泊尔问的是‘你经历了什么？’在西藏吉隆则切换为‘救援体系做了什么？’”这种差异反映中国当局对境内灾情采访和信息发布的控制。 民间救援活动受管控 泥石流发生当天，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对吉隆镇至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社会车辆和人员通行。8月29日，公安部门发布补充通告，将管制范围扩大至邻近县域卡点，规定只有应急抢险、应急救援和物资保障等特种车辆可以凭证通行，其余社会车辆和人员不得进入。 江苏的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对当局隐瞒灾情表示不满，近日江苏取缔多个民间应急救援组织的消息值得注意。他说：“能够到实地去参与救援，就肯定会得到很多真实的信息。我想就是与这个有关吧。它为什么要封这个信息呢？尼泊尔那边都公开的。” 江苏省民政厅8月31日公布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取缔名单。12家被取缔组织中，有7家以应急救援中心、救援支队或应急产业联盟名义活动，其余包括教会、宗亲联谊会、课堂和志愿服务队。按照官方对非法社会组织的定义，这些组织被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但名单没有公布其人员规模、救援经历、资金来源及具体取缔经过。 北京大学学者李博明（化名）说，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江苏这次取缔行动是为阻止这些组织前往吉隆，但两件事时间接近，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他说：“每一次民间救援队出现在灾区，地震也好，洪灾也好，当局都会劝阻。当局对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始终高度戒备，其实很简单，这些组织不受政府控制，有时会批评政府，老百姓欢迎，但政府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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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最新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扩大在土耳其的媒体影响力，通过官方媒体、与当地媒体合作、赞助内容，以及土耳其语社交媒体账号，传播北京对新疆问题的叙事。RSF认为，这让海外维吾尔记者和活动人士越来越难让外界关注新疆的人权问题。 但这可能只是“跨国镇压”的一部分。 RFA video 所谓“跨国镇压”，就是一个政府把监控、威胁和政治压力延伸到本国境外。那么，这种压力是怎么发生的？ 安卡拉大学教授埃尔金·埃梅特说：“跨国镇压，一个办法，就是让东突来的维吾尔族人为中共提供情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给国外的一些维吾尔组织制造矛盾，让他们互相不团结。” 也就是说，这种压力可能不仅是监控和威胁，还包括获取情报、影响舆论，以及分化海外社群。 但对很多维吾尔人来说，最让他们害怕的，可能还是留在中国的家人。 埃梅特说：“维吾尔族人一直都有这种情况，就是给他施加压力，然后说：‘你要是跟媒体说了我们的做法，就把你在国内的亲人抓起来。’它就是吓唬维吾尔人。所以，受到跨国镇压压力的维吾尔人，很多都不敢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他说：“我有一个姐姐，在老家，在农村。我十几年了没有跟她通电话。我一给她打电话，怕她被抓起来。这样的维吾尔人很多。” 2025年，瑞士政府发布一份关于当地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报告。报告认为，两大社群很可能正在遭受来自中国方面的跨国镇压，包括监控、威胁，甚至被要求监视自己所在的社群。 一些人因为担心中国境内家人的安全，不敢公开参加政治活动。瑞士政府还指出，这种压力可能不只是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行动，也可能通过其他个人和机构产生。 中国外交部则否认这些指控，称瑞士报告属于“政治操弄”，并表示涉疆、涉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而这种影响，可能不仅存在于欧洲。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有规模庞大的维吾尔社群。随着中国在中亚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影响力扩大，一些维吾尔人担心，当地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北京所关切的问题。 研究者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访谈发现，一些维吾尔人减少了在公共场合使用维吾尔语，甚至不敢公开展示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符号。在哈萨克斯坦，也有维吾尔人反映，维吾尔语教育受到限制。 这说明，跨国镇压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政府直接出手。 当一个国家越来越依赖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当地政府、媒体和其他机构的选择，也可能影响维吾尔人的发声空间。 埃梅特还表示：“另外一个让我担心的问题，就是最近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63条，就是在国外有反共活动的人要追究责任。如果国际舆论界不对中共施加压力，这样的法律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许多维吾尔人来说，即使已经离开新疆，他们仍然担心来自中国的压力。 从媒体报道，到政府政策，再到公共空间，“海外”可能就不再意味着一个完全安全的地方。 那么，中国的影响力究竟已经延伸到了多远？其他国家又应该如何在与中国保持经贸关系的同时，保护生活在当地的维吾尔人？ 这可能才是“跨国镇压”背后，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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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家庭教会牧师曹三强服满7年刑期获释两年半后，仍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他近日在接受RFA专访时说，出狱后多次申请护照，但因被列入边控名单，至今无法办理。曹三强今年4月确诊前列腺癌晚期，希望当局基于人道考虑向他签发护照，让他赴美与家人团聚。 曹三强说，他今年4月因右脚剧痛前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诊，最初被诊断为发炎。服用消炎药十多天后，疼痛没有减轻，经核磁共振及穿刺检查，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此后，他接受化疗和放疗，体重下降，远距离出行需要轮椅。目前治疗暂停，等待身体恢复后复查。 他对记者说：“因为我年龄大了，这个身体承受不了，所以它就对我的身体很大的副作用。现在呢，我就体重骤减，然后呢，脚呢也走不动了，现在远一点我就要坐轮椅了。” 申请护照屡遭拒绝 曹三强目前没有医疗保险，与90岁的母亲同住，生活和治疗费用主要依靠母亲的退休金及教会人士帮助。妻子和儿子曾于5月从美国返回长沙陪伴10天，随后因工作离开。 他说：“住院的话，一天差不多合起来是3000块钱，所以我住了一个月，差不多就花了10万块钱。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 曹三强曾在美国接受神学教育，并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2017年3月，他从缅甸佤邦返回中国云南时，经非正式通道入境，后被当局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2019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定，对他的拘留属于任意拘留，并与其基督教信仰有关。 2024年3月4日，曹三强刑满出狱。他此后多次前往长沙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护照，工作人员将其姓名输入电脑后，系统随即显示“禁止出国”，但没有说明边控原因及期限。 他说：“我具体问他，说‘那你禁止我出去，要禁止多久呢？’他说他不知道。所以呢，就变成我要再去试，是不是？就是去试那个机器，看看那个机器到底要把我扣多久。” 曹三强另向长沙市公安局递交手写申请，说明自己身患癌症，随时面临死亡威胁，请求获准赴美。当地公安人员告诉他，会将申请逐级上报。他随后致信公安部部长求情，但至今没有收到答复。 本台致电长沙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但始终无人接听。 外出报备 三人跟随 曹三强说，获释后前往其他城市仍需事先报备。有关部门会安排3人前往同一城市，在他住处附近另找旅馆，每两天与他见面吃饭，确认他仍在当地。 他说：“我每去一个地方呢，他都会派人要跟着我。我这两年我也去了不少地方，因为我要去看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总是有人跟着我。” 他曾告诉跟随人员，让他离境，3个人可以从事其他工作，相关费用也可以省下来。 边控原因及期限不明 对于边控是否与此前被判刑有关，曹三强说，有关部门始终没有作出说明。面对询问，工作人员往往以“你自己心里有数”回应。 他说：“为什么不让我走呢？我也很费解。因为在中国边控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多如牛毛。他也不跟你说原因的。你去问‘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啊？’大概的答复都是‘你自己心里有数’，他就是这么回复。” 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及孙子均为美国公民。孙子2025年7月出生，至今没有见过祖父。 谈到病情和远方的亲人，他说：“因为这个癌症是随时它一扩散的话，那就会有生命危险了。但是我很希望我能够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吧。如果能够去见，我们叫做去见上帝嘛，如果能够在家人的陪伴下面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曹三强希望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介入。他提到，北京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7月获释赴美，与家人团聚。金明日获释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其案件。他希望美国政府也向中方提出他的名字，推动中方解除边控并向他签发护照。 总部在美国得州的对华援助协会8月发起“带曹牧师回家”联署。该协会创办人傅希秋日前接受台湾教会公报采访时说，曹三强已经服完刑期，目前又与晚期癌症搏斗，事件已成为人道危机。他呼吁中国政府解除离境限制，让曹三强返回美国接受家人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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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康保县近日被曝有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使用甲醛溶液处理白菜，引发食品安全担忧。 康保县政府8月22日通报称，当地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和公安等部门已展开调查。经初步核查，网传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通报称，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当地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流向，并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展开排查。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和市场监管总局随后表示，已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处置，并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三部门还要求各地立即对白菜等易腐蔬菜开展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宿迁中合农产品市场称，一批被举报来自康保的白菜在快检以及后续送检中，结果均为合格。不过，江苏南京、无锡等华东地区农产品市场已相继宣布全面禁止康保县大白菜入场。 专家：天然存在不等于可以人为添加 南加州大学食品安全与毒理学专家罗杰·克莱门斯（Roger Clemens）在给本台的书面回复中表示，一些水果、蔬菜和鱼类中可能天然存在甲醛，但这与人为向食品中添加甲醛是两回事。 克莱门斯表示，对故意在食品中使用甲醛应采取“零容忍”态度。对于已经受到污染的食品，仅靠清洗不足以消除相关风险。 14年前已有类似报道 本台2012年曾报道，山东青州一些蔬菜商为使白菜保鲜，使用甲醛溶液浸泡白菜。援引当地业内人士称，这种做法当时已经持续三四年，并被视为当地行业的“潜规则”。 14年后，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可能并非一个偶然个案，而是一些结构性问题反复出现的结果。 黄严忠认为，蔬菜收购和长途运输节点流动性较强，地点又比较分散，监管部门难以做到全面覆盖。与此同时，正规冷链运输的成本，也可能促使部分收购商选择违法方式降低损耗。 “它的造假成本太低，而且被发现的可能性也非常低，所以造假的收益就很高。”他说。 黄严忠认为，治理这类问题不能只依赖事件曝光后的集中查处，还需要降低经营者依法合规的成本，并建立针对高风险品类、季节和产区的风险导向监管机制。 “单靠严打很难根治，因为这个利益账算不过来。”他说。 食品安全事件持续消耗公众信任 此次事件首先通过网络视频进入公众视野，随后才引发官方调查和多地专项排查。 黄严忠认为，类似事件造成的影响不限于潜在的健康风险，还会不断削弱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任，并给守法农户和商户带来连带损失。 “对消费者来说，最大的伤害就是信任的坍塌。”他说，“一次一次这样的事件，长期下来，公众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心就被一点点地消耗。” 他认为，食品安全监管应当从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转向覆盖整个供应链的持续监督。 “关键就是要把监管从事后的灭火，转向整个过程中有人盯、有技术排查、有数据能预警，而不是等舆情来了再作出反应。” 黄严忠也强调，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 “食品安全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任何国家都有食品问题。”他说，“真正可以比较的是，问题能不能发现得够不够快，讲得够不够清楚，改得够不够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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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口区宝兴殡仪馆今年起停止举行带有天主教、基督教内容的治丧仪式。工作人员说，殡仪馆不允许神父到场主持追思活动，并会劝说家属放弃相关安排。上海龙华殡仪馆仍允许天主教神父主持追思祷告，但要求在一个小时内完成。 本台记者8月28日致电上海虹口区宝兴殡仪馆，询问家属办丧事时能否请天主教神父到场。工作人员说：“耶稣的仪式没有了，信仰的我们不做，也不允许（我们殡仪馆做）。天主教的也不可以，不行。从今年开始就不行。我们建议这样，尽量劝说家属，不建议这样做这些（仪式）。” 宝兴殡仪馆工作人员未说明这一要求来自上海民政部门还是殡仪馆内部，也未提到是否有书面文件。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网站暂未见相关通知。 记者同日致电龙华殡仪馆，工作人员说，家属可以请天主教神父到场主持追思祷告，“只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就可以”。 对此，上海一位天主教神父张先生告诉本台：“上海所有殡仪馆已经不让举办有宗教色彩的葬礼，我是听宗教局朋友说的。那位对你说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可以的工作人员不了解情况。前几天有教友要请神父去浦东殡仪馆主持葬礼，殡仪馆说上面有通知，不可以了。” 殡仪馆限制宗教仪式 上海天主教徒8月18日在网络发文说，他接获消息，上海殡仪馆开始停止举行天主教礼仪葬礼。记者向两家殡仪馆查询后发现，宝兴殡仪馆已不允许神父主持相关活动，龙华殡仪馆则对追思祷告设定时间限制。 上海此前已对天主教殡葬活动实施管理。2020年，上海教区通知神父，前往龙华殡仪馆主持追思礼时，需要出示宗教部门发放的天主教教职人员证。没有相关证件的地下教会神父无法进入主持仪式。 对华援助协会8月19日发布上海教徒过去一年的记录。内容涉及徐家汇天主堂附属商店停售宗教书籍、堂区跨地区朝圣受限、网上祈祷内容停止，以及殡仪馆限制宗教治丧活动。 上海天主教徒丁先生曾多次前往徐家汇天主堂。他说：“徐家汇那边的教堂现在确实没有十字架卖了。我以前去过几次，那时候教友还能在里面买到《圣经》、十字架和一些纪念品。现在再去看，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教堂还在那里，但教友连《圣经》和宗教用品都买不到了。” 教堂书籍及网络直播消失 徐家汇天主堂是上海天主教教区的主教座堂。教徒记录显示，附属圣物商店工作人员去年曾提醒熟悉的顾客，若有需要应尽早购书。此后，店内神学书籍陆续减少，到去年7月已所剩不多。 8月1日正值徐家汇天主堂本堂瞻礼。这位上海教徒当天进入商店时看到，圣像等物品仍在，放置书籍的架子已经撤走。教友询问“四样经”和《圣经》是否仍可购买，收银员说：“没了没了，全都没了。” 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20日发布帖文，介绍上海教徒记录的情况。帖文提到徐家汇天主堂商店停止售书、中国天主教应用程序“万有真原”的露德祈祷直播消失，以及北京堂区跨地区朝圣受到限制。 “万有真原”过去转播法国露德圣母朝圣地的玫瑰经祈祷，并提供中文翻译。上海教徒说，这项直播从去年12月停止，随后整个直播栏目消失，平台原有资讯视频及网上灵修课程也停止提供。 跨地区朝圣需要审批 今年6月，这位上海教徒在北京郊区一所天主教堂参加弥撒。神父在弥撒结束后告诉教友，原定7月进行的外地朝圣无法成行。堂区组织教友集体前往外地需要申请，未获批准出行，还可能被当地教堂报告。 2022年3月施行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网上讲经讲道只能由取得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在自建平台进行，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传教、组织宗教活动或直播宗教仪式。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去年9月发布《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规定宗教教职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网络会议及社交软件传教，也不得组织或参加网上弥撒、礼拜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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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上午，中尼边境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冰岩崩塌并引发山洪，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受到冲击。西藏方面27日上午公布，截至当天8时，已有3人遇难、558人失联，另有2人获救。失联人员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 尼泊尔一侧同样灾情严重。洪水沿河谷向下游推进，拉苏瓦等地的村庄、道路、桥梁和电力设施受到破坏，大批当地居民及外国游客失踪。路透社27日报道，这场跨境洪灾已造成至少165人死亡，中尼两侧接近1500人失踪，其中700多名失踪者为外国人。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26日上午10时59分52秒，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前仍有人员奔跑撤离，附近道路停放着车辆。数秒后，大量泥水裹挟沙石从建筑两侧涌入，迅速冲向道路和周边区域。画面中扬起大片尘土和泥雾，能见度急剧下降，原本清晰可见的道路和部分建筑很快被遮蔽。整个过程只有数秒，现场人员撤离时间有限。 网上流传的另一段视频被发布者描述为吉隆口岸附近一处正在施工的水坝受到泥石流冲击。洪水逼近时，现场工人四散逃离，泥水和碎石随后冲入施工区域。从画面看，施工设施及周边区域遭到洪流冲击。目前公开信息尚未说明该工程名称及具体损毁情况。 灾因引发质疑 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从网络报道以及朋友处得知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和洪灾，但目前当地公开的信息仍有限。 他说：“这次那边爆发泥石流也好，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洪水冲下来，应该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第一次看到习近平出来讲话，这也说明事态很严重，而且这次又涉及边境。中国大陆各地发生洪灾，有多少民众被淹、被淹死，很多时候很难看到这么大的动作。这次连国务院副总理都到了当地。” 格桑坚参说，目前外界最关心的是洪水究竟怎样形成。他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洪水是从尼泊尔方向过来的，还是西藏这边也有因素？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溃堤吗？还是跟水电站、水坝有关？整个青藏高原这些年建了这么多水坝，这些问题都应该查清楚。” 吉隆县府人员：正安抚家属情绪 吉隆口岸位于中尼边境，是西藏连接尼泊尔的陆路通道。灾害发生时，当地除村民外，还有口岸工作人员、货运和施工人员、商人及外国游客。目前尚未公布失联人员更详细的身份构成。中国方面已调集消防、工程及军方力量进入灾区参与搜救。 记者27日14时30分致电吉隆县政府办公室，接电话的一位藏族工作人员表示，县政府办公室并不直接掌握灾区一线情况，目前获得的信息主要来自一线指挥部，并按照统一消息对外发布。 记者：现在有没有最新的灾情？ 工作人员：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今天早上发的那个。因为我们这边掌握不到，都是按照一线指挥部的消息统一发布的。 记者：听说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到了当地？ 工作人员：现在还没到县城，应该快到了。从县城到那边还要差不多两个小时，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 记者：吉隆口岸现在受损到什么程度？ 工作人员：这个不清楚，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到现场。我们也是看官方的消息，今天所有的信息都是以官方发的消息为主。 记者：县里面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工作人员：主要是安抚家属情绪。 记者：失联人员家属主要是藏族吗？ 工作人员：藏族也有，汉族也有，差不多吧，都有。 失联人员身份仍不明 格桑坚参说，目前很难判断失联人员中藏人的具体数量。他说：“西藏人多少，汉族人有多少，现在根本没办法分清。我认为也不用急着分清，那个地方两边村庄大部分都有藏人。现在重要的是有多少西藏村庄被淹，这些村庄里面有多少人。口岸做生意的、工作人员里面也有汉人、西藏人，还有其他做生意的人，各个民族都会有。” 冰川崩塌或为灾害诱因 路透社引述卫星资料和研究人员分析，灾害源头指向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一次大规模冰岩崩塌。冰体、岩石及碎屑坠入河谷后形成高速洪流，沿河道冲向吉隆口岸及尼泊尔下游地区。 格桑坚参说，从目前公开的视频看，部分村庄遭到大范围洪水冲击。他说：“这么大的灾害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当然都深感遗憾和同情。问题是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到底什么原因发生了这么大的灾害？这需要给当地受灾民众和国际社会一个比较明确的回复。” 喜马拉雅山区近年来多次发生冰川崩塌、冰川湖溃决和山洪。研究人员指出，高山冰川和岩体稳定性变化增加了这一地区发生类似灾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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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家高兟8月25日被河北省三河市法院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案件涉及的多件讽刺毛泽东作品创作于2005年至2009年，早于相关刑事条款实施十多年。高兟已经决定提出上诉。 高兟的好友、艺术家杜应红本周四（27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高兟从未认罪，目前在羁押期间身体状况恶化、病情严重。他说：“高兟先生和他的家人律师明确表示要上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高兟先生从没有认罪过。在监狱里身体恶化，病情严重的情况下，他坚持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在受尽各种压迫、逼迫，这个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这是一个独立艺术家，非常高贵的一种品质。” 据现场人士转述，高兟在宣判过程中亲口表示：“绝不认罪！” 美国国务院26日对高兟被判刑表示严重关切。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注意到，高兟案所涉及的行为发生在其被定罪所依据的法律颁布之前，美国将继续支持言论自由，包括通过艺术形式进行表达的权利。 25日宣判当天，欧盟、美国及另外一国外交代表前往河北三河市法院，但均被拒绝进入法院。高兟的妻子、律师、朋友也在法院外等候。 现场人士说，整个宣判程序只有二十多分钟。宣判结束后，高兟没有从法院正门出来，而是被从一个特别的小门带走，未能与等候在大门外的妻子、律师、朋友及外交人员见面。 高兟妻子赵雅良得知判决后表示愤怒。她说，自从知道判决结果后一直无法平复，“这令人痛心”。 高兟此次被追究的作品包括《处决基督》《下跪忏悔的毛》和《毛小姐》等。中国2018年实施《英雄烈士保护法》，2021年3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有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刑事规定，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高兟此次获刑3年，为该罪名规定的最高刑期。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舒然表示，艺术家不应因创作挑战官方历史叙事、促使人们反思历史的作品而受到刑事处罚。她认为，高兟案涉及利用措辞宽泛的法律限制艺术家及其他持不同观点人士表达，同时存在法律追溯适用的问题。 杜应红也对毛泽东是否属于有关法律所指的“英雄烈士”提出质疑。他说：“那么至于毛泽东被他们定为的英烈，这其实不是中国法律所定义的。因为中国的法律定义是因为所谓的民族正义事业献身、牺牲的人，而毛泽东八十三岁的时候是长时间的生病、自然死亡的，所以他（高兟）的定罪是有问题的。” 对于案件不公开审理，杜应红说：“这个案件一直是不公开审理，他们提出的意见是因为隐私，这完全和事实不符。因为这个案件它仍然就是一个对艺术家的政治迫害案件，跟隐私一点关系都没有，何况艺术家希望这些案件成为全世界都应该公开了解的一个案例。” 高兟于2024年8月26日在河北燕郊工作室被警方带走，随后被拘押在三河市看守所。高兟原计划9月3日经东京返回纽约。2025年12月14日，高兟律师提出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今年3月30日，案件在河北三河市法院闭门审理，家属未获准旁听。 高兟2022年移居美国。他与妻子赵雅良均为中国公民及美国永久居民，两人的7岁儿子为美国公民。高兟被捕后，赵雅良和儿子一直受到出境限制，儿子无法返回纽约上学。国际特赦组织表示，高兟的妻儿并未受到刑事指控，却持续受到出境限制。 中国自由作家何三坡受访时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话：当一个政权越来越缺乏共同认可时，它就会越来越依靠警察、军队、监狱、审查、逮捕和惩罚。它需要的未必是真正的权力，恰恰可能是权力不足之后对暴力机器的展示。 何三坡说：“惩罚一个人，是为了让一万个人看见。它要让统治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所以我说极权最可怕的地方，并不只是消灭反对者，而是使谁会成为下一个对象变得不可预测。当惩罚的边界模糊以后，人就会开始自我约束、自我审查，甚至会主动证明自己的可靠与忠诚。这恰恰是极权政府最恐怖的地方。” 高兟提出上诉后，法律追溯、艺术表达以及家属出境限制等问题，仍将伴随案件进入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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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以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两人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具体刑期尚未确定。 香港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自1990年起，支联会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一直持续到2019年。 2020年，警方以公共卫生理由禁止当年的六四集会。同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实施。 2021年9月，支联会和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同月25日，支联会表决解散。 今年1月案件开审，何俊仁认罪，李卓人和邹幸彤不认罪。8月21日，法院裁定支联会以及李、邹两人罪名成立。 这次案件的一个核心争议，是支联会长期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 法院认为，在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及其领导人仍继续推动这一目标，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李卓人和邹幸彤否认控罪。他们在庭审中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是推动民主转型，并不等同于要求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认为相关政治表达受到香港言论自由的保障。但法院没有接受这一辩解。 香港警方国安处表示，法院的裁决符合他们对案件的看法。警方称，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仍继续举行集会、展览、街头宣传和网上悼念等活动。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则认为，这项判决意在进一步压缩香港公开纪念六四的空间。 “当局显然是想用这样的判决，打消、抹灭所有历史的痕迹，不要让港人再有对六四的记忆。但是我认为当局是做不到的。沉默的纪念也是一种纪念，而人民心中的某些记忆，不会被这样野蛮的暴行完全摧毁掉的。” 李卓人和邹幸彤的刑期将在之后决定。 从曾经持续三十多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到支联会解散，再到今天的“煽动颠覆”定罪，这起案件也再次把香港国安法下政治表达的法律边界推到聚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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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最近因为改编一首红歌，被推上舆论风口。 8月12日，有网友爆料称，郭德纲今年7月在武汉演出时，即兴改编了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随后，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确认，已对这起事件正式立案调查。 RFA video 官方表示，这些现场改编内容没有出现在此前报备的演出材料中。 8月15日，郭德纲原定在西安的演出被取消。 与此同时，网上还流传一张所谓的“相声新规”截图。截图声称，北京将要求相声提前提交全部段子审核，获得备案号后才能登台，禁止即兴“砸挂”“现挂”，甚至可以让观众扫码举报。 不过，截至目前，官方并没有确认发布过这份所谓的“相声新规”。 但监管趋严，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2019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重点对说唱、电音、脱口秀、相声、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加强内容审核把关与现场监管。 2023年，笑果文化演员House因为“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段子被举报，笑果文化被罚款超过1300万元，并被暂停在北京的全部演出。 这些事件都指向一个问题：当演出越来越强调提前审核，演员还能有多少即兴空间？ 尤其是“红色经典”，哪些内容可以改，哪些不能改，界线到底在哪里？ 如果演员无法确定红线在哪里，最安全的选择，可能就是少说、少改、少即兴。 久而久之，即使没有明确禁止，演员也可能主动避开敏感内容，形成“寒蝉效应”。 从笑果到郭德纲，从段子到现场改词，当喜剧越来越需要提前审核，“现挂”和即兴，究竟还能剩下多少空间？ 也许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郭德纲这一次到底有没有越线。 而是，当“开玩笑”本身也需要越来越谨慎的时候，喜剧还能不能保持它最重要的东西——对现实的讽刺和冒犯？

RFA Mandarin 政治

中国知名地产商人，恒大集团前负责人许家印因涉犯多起案件，周四（20日）遭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的两个儿子也因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被判处有期徒刑。 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周四中午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天上午对于许家印等人涉及的多起刑案公开宣判。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位曾经的中国顶级富豪站在法庭上聆听宣判，满头白发。 许家印涉及的案件包括恒大集团公司、恒大地产集团。央视报道引述判决书指出，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许家印和这些公司违反了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犯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罪行。 判决也认定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再将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犯下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罪行。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 综合前述犯行，法院认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报道还指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许家印儿子许腾鹤及许智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RFA Mandarin 少数民族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於7月13日前后再次遭到强拆。大批军警进驻佛学院，当局计划拆除约2000间僧舍，并强制遣返住所被拆的僧尼。8月11日，一名僧人高举第十世班禅喇嘛画像表达抗议，随后下落不明。 据西藏之声19日报道，当局称腾出的土地将用于建设公园和花坛。来自藏区其它地区的僧尼在住所被拆后，被要求返回原籍寺院或家乡，部分人员已经遭到强制遣返。色达当地僧尼也不能继续留在佛学院修学，被要求返回所属乡镇。当局同时在佛学院增派大批军警，并进一步限制僧尼、居民、游客及朝圣者进出。 拆除整顿呈周期性 流亡海外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对本台说，中共针对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拆除和整顿并非首次，过去二十多年间多次出现。他认为，这类行动已经呈现周期性特点。 格桑坚参说：“我认为中共对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大概第一次是从2002年开始拆除和整顿。那以来，大概每七八年或者十年，会来一次这样的拆除和整顿，变成一种周期性的政治运动。这里面暴露出的是中共对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所谓监管是多么混乱，没有任何制度可言。” 现场图片显示，佛学院一处建筑区域已被拆开，地面散落大量砖块和建筑材料，两台挖掘机停在拆除区域，约11名戴安全帽、身穿反光背心的施工人员在现场作业。周边仍可见密集的红色建筑。 喇荣五明佛学院在2001年已经经历大规模拆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资料则显示，此次相关拆除行动早在7月13日前后已经开始，截至7月15日已有6处僧尼住所被拆，至少1060间住所被列为拆除对象。有关消息人士还说，部分拆除工作在夜间进行。 拆除僧舍后建公园绿化 格桑坚参说，当局过去在拆除僧舍后，还会改变原址外观。他说：“那些僧舍，有僧人住的，也有尼姑住的。僧舍拆除以后，为了不让外界看到已经被拆除的痕迹，以前都会种上草、植物，美化，把它建设成公园，它当然也会有很多这方面的做法。” 军警进驻 游客活动受限 目前来自藏区其它地区及中国各地的游客和朝圣者被限制进入佛学院。少数获准进入的人员必须乘坐检查站统一安排的公共交通工具，不得使用私人或租赁车辆，并只能在指定区域活动。西藏之声报道，大批军装人员及便衣人员被部署在佛学院内外，对僧尼、当地居民和访客进行监控。拆除开始后，当局还禁止无人机在喇荣沟上空拍摄。 格桑坚参说：“既然你有清楚的规定，一个寺院按照规模能够有多少人，为什么监管不好，任意地让它发展，到了超过一定规模又要被拆除，为什么这样整顿？我认为它给西藏人民的一种震慑就是说，我可以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哪天把你撤出去，就把它拆除。所以完全都是按照中共官员的喜好在做事。” 四川甘孜一位经营民宿的藏人告诉记者，当局对藏族人的监管比对汉人更严：“管得很严，去哪里都要带身份证，如果丢了身份证，补办一张要很长时间，也不让进寺院，我不能再说了，你不要录音。” 清拆与民族政策变化同步 此次拆除发生在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格桑坚参认为，这次清拆与民族政策变化存在联系：“特别是这次，跟中共这次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所谓的促进法有很大的关系。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毕竟是一个学习西藏传统宗教、语言、文化的中心。这样的一个中心，直接威胁到它所谓的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包括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面的中华民族建设，你必须不能突出自己民族的特色，所以他们就来拆除。” 据西藏之声报道，8月11日，一名佛学院僧人高举第十世班禅喇嘛画像表达抗议，随后下落不明。目前公开资料未显示有关部门说明这名僧人的去向。 寺院过万人降至800人 格桑坚参说，中国当局对不同藏传佛教寺院采取的管理办法也存在差异。他说：“对西藏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它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有些是把它当作重点拉拢对象，让它无限制地扩展；有一些藏传佛教寺院，把它控制得相当严格。以前像西藏著名的三大寺院，都是上万僧人，现在只能有八百多名僧人，根本不能超越他们所规定的数额。” 喇荣五明佛学院1980年由晋美彭措创办，过去曾有约一万名僧尼和学员居住，是藏传佛教重要的佛学教育中心。2001年，当局曾进入佛学院并大规模拆除住所。2016年后，佛学院再次经历拆迁和人员清退，当局同时限制常住僧尼人数。

RFA Mandarin 新闻快讯

一台用来监测噪声、提醒人们保持安静的机器，自己却显得格外吵。为了保护居民安宁，普通人的公共生活应该被管到什么程度？ 8月15日，中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广场舞、露天烧烤和商铺噪声等日常问题，也都在这部法典的规制范围内。 法典规定，广场舞等公共活动要遵守场所的时段、区域和音量要求，造成噪声污染且拒不整改，个人最高可罚一千元。 在地方政府划定的禁时、禁区露天烧烤，也可被罚款；拒不整改，最高可罚两万元。 这也留下了一道边界：什么时间可以跳、什么音量算过大、哪些地方不能烤？这些规定是在保护居民，还是可能把普通公共生活管得过细，很大程度上要看地方政府和公共场所管理者如何制定和执行具体规则。 法典实施当天，浙江衢州宣判了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家水产店二十四小时运行水泵和增氧泵，低频振动沿墙体传到楼上，导致住户失眠就医。 商家称，没有检测报告证明噪声超标。法院则认为，噪声污染不能只看分贝；即使数值没有超过标准，只要经营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干扰居民生活，仍不能免责。 店家被判限期降噪减振，并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不少生活类规定延续了既有法律。新法典更大的变化，是整合并取代十部环境法律，并把气候治理纳入统一框架。 英国《碳简报》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这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以及全国碳市场提供了更高层级的法律基础，使中国的气候治理进一步从政策推动转向法律化。 但外界也质疑它的监督和问责力度。 纽约大学法学院美亚法律研究所刊载的一篇评论担心，相关公益诉讼原告在起诉时需提交生态损害、损失和修复费用等证明，可能抬高环保组织挑战大型项目的门槛。 伦敦政经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则指出，法典没有设置独立专家咨询或监督机制，也没有明确支持对政府气候不作为的司法监督与问责。

RFA Mandarin 政治

台湾一名“陆配”，因为被控接受中国方面指示、介入台湾选举，被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 8月11日，台湾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徐春莺因违反《反渗透法》《银行法》，以及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合并判处7年有期徒刑。 徐春莺1993年因婚姻来到台湾，2000年取得台湾身份证。她长期参与大陆配偶和新住民事务，还曾担任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 2024年台湾大选前，她一度被台湾民众党考虑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 但根据检方和法院认定，徐春莺与中国大陆相关人士保持联系，包括中国民政部相关人士杨文涛，以及民革上海市委会相关人士孙宪。 法院认定，她曾按照中方人士的指示，参与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以及2024年总统大选，为时任台北市副市长、民众党籍的黄珊珊，以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等人站台、拉票。 她还被指向中方人士提供台湾政治人物和大陆配偶团体的信息。 台湾《反渗透法》规定，境外敌对势力不能通过指示、委托或者资助等方式，介入台湾的选举和政治活动。 法院认定，徐春莺两次介选，分别判刑2年和2年2个月。 她还被判涉及地下汇兑、诈欺和伪造文书等罪，其中地下汇兑金额约2875万新台币。 但这起案件的意义，并不只在徐春莺个人。 它反映的是台湾近年来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是否通过个人、团体和资金，影响台湾的政治和选举？ 随着北京对台军事和政治压力增加，台湾也加强了对所谓“中国渗透”和境外势力政治干预的调查。 而这种担忧并不只存在于台湾。 美国近年来也出现了类似案件。 2026年，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前市长Eileen Wang，承认曾作为中国政府的未登记代理人活动。 美国司法部此前还起诉纽约州长前高级助理Linda Sun，指控她利用政府职位，为中国政府利益开展活动。 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点：争议并不是政治人物能不能和中国官员接触，而是中国政府是否通过这些关系，进一步影响当地政治。 当然，如何定义“外国影响”和“境外势力政治渗透”，本身也存在争议。 支持徐春莺案判决的人认为，不管是什么身份，如果接受境外势力指示干预选举，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但批评者担心，如果“境外势力”的界线不够清楚，可能影响正常的两岸交流，也可能让大陆配偶群体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 而随着中美竞争和两岸紧张关系持续，台湾和美国都正在面对同一个挑战： 如何防范外国政府干预政治，同时确保正常的外交、交流、政治参与和政见倡议不被误伤？ 这场关于“外国影响”和“境外势力政治渗透”的争议，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RFA Mandarin 经济

芬兰电信设备制造商诺基亚（Nokia）正在进一步缩减中国业务。美国通信行业媒体Light Reading 8月14日报道，诺基亚将关闭位于中国杭州的一处研发中心，约1600个职位受到影响。芬兰媒体随后报道，该研发单位主要从事无线电技术研发。 Light Reading报道，诺基亚管理层已经向杭州员工发出关闭研发设施的邮件。其记者看到了相关内部邮件以及员工之间的聊天截图。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诺基亚在北京、成都、青岛和上海的部分据点也可能在这一轮重组中受到影响。目前尚无上述几个城市具体调整方案的公开信息。 市场份额下降 研发团队首当其冲 从事通信网络工作的工程师周飞（化名）对本台说，诺基亚这几年在中国的业务越来越少，研发部门首先感受到这种变化：“最近这些年，很多科技公司撤离大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首先华为具有垄断地位，诺基亚有技术也无法和垄断企业竞争，除非你跟华为合作，你把一部分技术给国内科技公司，这样你的产品才卖得出去，不然人家不给你订单。” 诺基亚发言人回复Light Reading时证实，公司正调整中国业务，并表示中国业务过去几年持续下降，正在重新调整运营布局。诺基亚2025年底取得诺基亚上海贝尔全部控制权后，开始将中国业务进一步纳入全球运营体系。公司今年7月公布第二季度业绩时提高重组费用预期，其中部分资金用于中国业务调整。 曾在外资工作的网络工程师王涛（化名）接受采访时说，外资设备商过去在中国可以参与运营商的大项目，也可以设立研发团队。现在市场份额不断被国内科技公司挤压：“更重要的是你做出来的产品还有没有足够的本地市场。如果主要运营商采购越来越集中到中国厂商，国外公司的研发中心最后肯定会重新评估是否还要继续留在中国，现在中国科技产品正在大量出口。” 外资科技公司面对“供应链安全” 据公开资料，诺基亚大中华区平均员工人数由2020年的约1.37万人降至2025年的约7200人，2025年大中华区销售额为9.13亿欧元，与2018年接近22亿欧元相比减少一半以上。 在诺基亚此次调整之前，多家国际科技企业也已缩减在华研发或技术团队。2024年5月，微软向约700至800名中国员工提供海外调动机会；2025年4月，微软合资企业微创软件停止在中国运营，裁员主要涉及约2000人的微软外包团队。今年8月13日，路透社报道，微软过去5年在中国至少关闭15家分支机构和合资企业。 本台曾经报道，2025年3月，IBM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停止业务活动，北京、上海、大连等地办公场所关闭，涉及约1800名员工。此前，IBM已将中国系统实验室的研发工作转移至海外其他基地。 中国加强科技与数据安全审查 2023年3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为由，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在华销售的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同年5月宣布美光产品未通过审查，并要求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停止采购。修订后的《反间谍法》也于当年7月实施，扩大了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文件和材料范围。 曾在上海从事科技产业的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对本台说，除了中国本土通信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全球通信行业周期和在华研发成本变化，也影响诺基亚的业务布局。他说：“现在5G建设基本完成，6G还没有真正商业化，行业正处在一个低谷。另外，中国科技人员的收入逐步和国际接轨，诺基亚在华研发和运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芬兰媒体《赫尔辛基日报》报道，杭州研发部门主要从事无线电技术开发，该研发单位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

RFA Mandarin 政治

8月17日，中共官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百年冥诞纪念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重提“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并肯定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多名退休中共领导人出席大会，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未现身。 会场正中悬挂江泽民巨幅照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步入大会主席台前排坐下，随后全场奏《义勇军进行曲》。习近平讲话中说：“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 习近平还说，江泽民坚持经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并“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习近平重提六四政治定性 八九民运人士、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对本台表示：“我的看法是：利用百年冥诞纪念肯定江泽民当年对六四问题的态度，说明当局对六四问题的政治定性没有变，实际上新时代对相关历史问题的态度只会更强硬。否则如何打通前后三十年？” 六四事件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该报随后被停刊整顿。赵紫阳失去权力后，江泽民于当年6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 江泽民百年冥诞前后，中共官方以多种形式纪念江泽民。央视连续播出相关文献纪录片，官方机构发表回顾江泽民生平的文章，并推出纪念邮票等活动。 据公开资料，中共建政以来，曾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领导人举行诞辰纪念活动，江泽民是其中之一。 习近平当天还谈到江泽民执政时期的改革开放、香港和澳门回归以及两岸关系。他说，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学者：习近平借江寻找历史合法性 习近平同时把对江泽民的评价与当前政治路线相连，要求中共党员做到“两个维护”，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要求学习江泽民的“斗争精神”。 北京独立学者辛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中共二十一大前一年、习近平将连任第四届任期之际，习近平高调纪念江泽民百年冥诞，并肯定其在六四期间的政治站位和改革开放遗产，确实不同寻常。他说：“表明习面临党内合法性不足的问题，需要借助党内和公众对江的怀念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反映了习对未来或者第四任缺乏足够企图心，反而需要积极利用民众的怀旧情绪，来维护自身权威。” 辛先生说：“与普京对民众普遍对前苏联的怀旧心理的类似利用。当然，普京的利用是为了帝国复兴的美梦而扩张。习似乎在利用江来为他的执政寻找最近的历史合法性，即某种继承。这与他上任之初对毛的借用已经相当区别，不能不说，其中的危机感，也就是与江胡政策的断裂感，正在困扰着他。这或许是他的一次象征性的对内让步。” 胡锦涛未现身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当天，多名退休中共高层出席，包括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没有出现在官方公布的出席名单和现场画面中。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和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也未现身。 胡锦涛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2年12月为江泽民遗体送别。同年10月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胡锦涛在会议进行期间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中国官方当时解释胡锦涛身体不适。 江泽民2002年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由胡锦涛接任。江泽民此后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至2004年。胡锦涛2012年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公开露面逐渐减少。 北京文化人杨新华对本台说，对于胡锦涛此次未现身，目前难以仅凭这一现象作政治判断，年龄和健康因素也可能是原因。他说：“有几个人可能病了，也可能走不动了。胡锦涛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苏扬州，2022年11月30日在上海去世，终年96岁。他自1989年至200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93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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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中国公安部公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新规将于10月1日起实施。与2018年的规定相比，新《办法》扩大公安网络监督检查对象和范围，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被纳入其中，并明确规定“被检查对象为个人的”，由其经常居住地公安监督检查。 公安可进行网络信息巡查、信息审核能力测试和漏洞扫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还可以开展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远程检测。现场检查时，公安可以查阅、复制与监督检查事项相关的信息。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此类做法不仅是中共例行的通过封锁信息实现舆论一律常规套路，也是在内忧外困、经济下行、财政经济困难影响社会稳定的大趋势下用警察国家专政手段治国的一种选择，目标就是维护共产党的国家安全。警察机关权力不断扩大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进行，随着局势紧张只会进一步扩大警权。” 监管对象延伸至个人 2018年实施的旧规，检查对象主要是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新《办法》则进一步把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纳入监督范围，并将“个人”直接写入监督检查管辖条款。 这意味着，无论是通过手机与海外亲友联络、翻墙浏览境外资讯，还是自由职业者日常处理客户资料，普通人的网络活动都可能进一步进入公安监管视线。 新规公布后，海外社交平台出现网民议论。有网民在X平台将新规对个人的影响概括为“自己的嘴巴、自己的钱袋子”，并写道：“嘴巴不要违法，钱袋子也不要违法。”另有网民将新规与个人手机及网络活动受到检查联系起来，对公安监督范围进一步进入个人生活表示担忧。 上海前律师李田林（化名）对本台说：“新规不仅把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纳入监管，还明确规定‘被检查对象为个人的’，由经常居住地公安实施检查。同时，地市级以上公安可以进行漏洞探测和渗透性测试，算法推荐、内容导向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进入监督检查范围。这已经不只是检查网络设备是否安全，而是进一步进入个人数据、平台内容和信息传播领域。” 李田林表示，普通网民、自由职业者，甚至被认为接收“敏感信息”的人，都可能进入检查范围。过去涉及手机和电子数据的提取，更多出现在刑事侦查、搜查扣押等办案程序中；此次新规则把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技术手段纳入日常网络安全监督检查。在实际执行中，个人数据如果储存在手机、电脑或其他数字终端，公安如何实施“查阅、复制”，以及私人设备和执法权限之间如何划界，都将成为问题。 公安检查延伸至内容与算法 新规还将用户注册信息、上网日志、算法安全和信息内容纳入检查范围，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技术手段也被正式写入公安监督检查制度。 在涉及多部门的检查中，“内容导向管理”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被写入监督范围。被检查对象是否按照要求为公安维护国家安全、反恐和侦查犯罪提供技术支持，也属于检查内容。 河南法律界人士周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新规的目的仍是进一步限制公民言论自由，重点检查对象可能包括网络平台、科技公司、数据处理者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周先生说，这类做法并非突然出现，而是中国网络管控长期延续的一部分，“整个言论空间越来越狭窄，空间越来越小，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新规还建立了提前介入机制。发现网络空间安全风险隐患，即使“尚不构成违法犯罪”，公安仍可向相关对象发送公安提示函；存在较大风险时，还可约谈有关负责人。涉及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时，被约谈对象也可以是相关组织和个人。 山东律师张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质疑公安部通过部门《办法》扩大相关检查权力的法律依据。 他说：“这个是违法的，公安部没有这个权力，如果仅仅是一个《办法》，必须要在法律的层面实现。这个事违背宪法，也违背自己通过的法律，现在他们不考虑什么违不违法。” 重大安保期间可专项检查 新《办法》还规定，在“国家重大安全保卫任务期间”，公安可以对与安保任务有关的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中国先后推出《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限制性法规，网络平台被要求承担实名登记、日志留存、数据保护和配合监管等责任。此次公安部将原来的“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改为“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公安在网络治理中的介入范围由技术安全继续向数据和信息内容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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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想打造无人机“蜂巢”，但用来防御中国的无人机，会不会还要靠中国零件才能飞起来？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近日在台北呼吁美台建立无人机生产和技术伙伴关系。 台湾也拟投入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本土无人机，并把“非红供应链”列为重点。 蔡佳昇｜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 所谓“非红”，就是无人机的上游、它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材料，都需要做到非红，才是完整的非红。 台湾今年公布的采购指引要求，整机和关键模组必须由台资企业在台湾制造；其他多数零件也须符合非中资、非中国制造。 但规定有了，替代产能却无法一夜到位。 目前就我们的研究，马达和电芯是最可能必须仰赖中国的。 以电芯而言，目前最依赖的是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这几样材料决定电池的性能，也决定它的成本。 日本的正极材料厂商跟我们说，在兼顾环保的前提之下，要制作这些正极材料，他们的成本都会比中国高大概两到五成左右。 库存只能缓冲短期冲击，长期还要靠订单撑起新的产能。 简单来说，就是要稳定的订单来撑起规模，成本才会下降，然后材料端的替代投资也才会发生。 这些产能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马上成形，大概在三、四年之间，确实就是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窗口，正碰上美中新的供应链交锋。 8月5日，中国收紧对输美受控无人机、关键零部件和相关技术的逐案审核；习近平预计9月24日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面。 在美中高层互动前，无人机供应链已经成为新的博弈点。 对台湾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是有多少架无人机，而是危机发生后，能否在不受中国供应链牵制的情况下，持续生产、维修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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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8月12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中国官方当天发布讣告，回顾朱镕基在上海以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经历，并提到他主持财税、金融、投资融资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朱镕基从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卸任以后，他很少公开谈论政治。接近朱镕基家属的人士对本台透露，2018年以后，朱镕基因健康原因，除前往医院外很少外出，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为其安排医疗和日常照护。 这位人士说：“他住在一个四合院内，长期卧床。中办老干部局为朱镕基提供秘书、护士照顾他。不久前，他的身体机能明显退化，进食困难，后来送到医院，抢救没几天就走了。” 讣告罕见提“敢说真话” 中国官方此次讣告中有一处措辞受到注意。讣告称，朱镕基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这一带有个人性格色彩的表述，在近年来中共已故高层领导人的官方讣告中并不多见。 朱镕基任内推动的国企、财税、金融等改革，至今仍是评价其政治遗产时争议最大的部分。中国学者袁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对朱镕基当年推动的经济改革总体持正面评价。他回忆，自己过去在监狱期间，警察曾专门询问他如何评价朱镕基以及国企改革。 袁先生说：“我对他的国企改革大方向是非常认可的。抓大放小，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策略，从善意的角度来讲，但他当时在位时间不够长，或者说他并不能够完全说了算，保守势力对他的国企改革有掣肘。包括加入世贸组织，我当时都是认可的。” 谈到今天中国经济，他说：“现在走了回头路了，又国进民退。这个国进民退实际上是对朱镕基抓大放小的一个反向。所以民间对他的评价争议很大，甚至负面的声音比正面的声音还大。” 改革功过毁誉参半 资深媒体人高瑜对本台说，朱镕基的政治遗产“毁誉参半”。她认为，朱镕基推动中国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十年高速增长，但国企以及教育、医疗、住房改革，也让普通民众承担了全部代价。 高瑜说：“朱镕基从他个人来讲，应该是毁誉参半。他既是中国改革的推动者，而且加入世贸，使中国达到了高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这个从国家、从中共争政权来说，都是要十分肯定的。” 她同时说：“所有这几项改革的代价全是由老百姓承担的，而且社会保障机制远远没有跟上。像东北那些工人，做了一辈子所谓‘共和国长子’，结果就用很少的钱，甚至几万块钱买断工龄，成了普通的失业者，自己谋出路。” 经济奇迹留下制度矛盾 北京独立学者辛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朱镕基代表了中共改革和经济奇迹。他认为，朱镕基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培养出来的经济专才，以权威主义，也就是“经济沙皇”的方式推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以铁腕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化，可谓后冷战时代新兴市场经济的成功样板和“中国奇迹”的化身。 辛先生表示，在朱镕基身后，这一奇迹正受到其遗留下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质疑，包括巨大的贫富分化、严重通缩、中产阶层萎缩，以及房地产大量空置和资源浪费。他认为，国家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继续扩大，一党体制走向更集中的个人统治，底层民众的贫困、就业困境仍然存在。 他表示，朱镕基改革推动中国完成市场化并融入全球化，同时制造和放大了制度性矛盾，维持甚至扩大了共产主义政党的权威和统治。辛先生认为，这一过程也改变了这个党的性质，并在19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中消解了原有的工人阶级。他认为，朱镕基的历史地位“堪比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不管身后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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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部8月11日公布，中国海军红河舰将在8月中旬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科目包括通信操演和海上补给。印尼海军表示，相关演练为符合其不结盟外交政策的“过航演习”，绝非作战性质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与外国海军在台湾以东举行演练。 解放军东部战区则在12日晚间宣布，這次海上通航的实兵演练已经於12日上午「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包含海上通讯、编队连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等。 关注两岸军事活动的厦门学者汪长利（化名）对本台表示，中国军方近期在外海威慑与海事部门实施交通管制，采取的是“军事存在”与“主权管辖”并进的合围战略。他表示，北京通过海事局提出行政管辖权主张，同时由海军在台湾东部举行演练，试图以此推动台海“内海化”，并在不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逐步压缩台湾的实际管辖空间。 台湾以东连接菲律宾海，是中国海军穿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中国军舰和海警持续增加在这一带的活动。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诚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军方在第一岛链面对的军事障碍之一，就是美国可能介入台海。 宋国诚说：“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美军至少把它逼退在第一岛链，把它逼退到这个西太平洋以外。换句话就是说是阻退美国的军事的存在，或者是我们比较专业的用语就是美军在印太岛链的一种长期的军事影响力。”他认为，北京目前正逐步把相关战略部署付诸行动。 海事管制引发管辖权争议 8月6日，中国广东海事局以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由，宣布当天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1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美国之音查询时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干扰适用于台湾海峡的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 台湾陆委会随后批评北京无权对台湾周边海域实施管制，并指中方借台风扩大对台湾海峡的管辖主张。台湾海巡署也表示，北京企图借海事管制将台湾海峡“内水化”。海巡署说，目前没有发现中国船舶出现异常行动，也没有接到航商反映受到广播干扰；航经有关海域的船舶如果接获中方广播，可以向台湾有关部门通报。 福建独立学者孔羿受访时指出，北京在此次行动中展现出较清晰的功能分工。过去外界主要关注中国海军在台海的战备警巡，这次针对台湾海峡南口实施“交通管制”，出面的却是隶属于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海事局。 孔羿说，大陆海事部门通常负责民用船舶安全、航道管理等行政执法，北京选择由海事部门出面，是在试图把对台湾海峡的管辖主张包装成日常行政管理，并向外界强化“台湾海峡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的叙事，而不是把它作为国际水道看待。 解放军与海事部门双轨推进 中国近年来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的海警和海事活动。除了海军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也多次进入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所谓“执法巡查”。 军事学者汪长利表示，大陆如果反复以海事管理、海警执法和军事演练等不同方式进入台湾周边海域，就可能形成一套可以随局势升级或降级的施压手段。 台湾学者宋国诚认为，北京推动的是台湾问题“内国化”和台湾海峡“内海化”。他说：“我觉得它这个实际上来讲，它这个内海是毫无疑问是既定的一个目标。但是它现在就把它叫做，我们英文来讲叫making reality（创造现实），把它创造成为一个现实。让大家习惯了之后，那么就成为一个好像理所当然的现实。所以它所谓的实质治理的概念嘛。我想统不了你，但是我可以治理你。” 对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军舰持续通过台湾海峡，宋国诚认为，这类行动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阻止北京把台湾海峡属于中国“内海”的主张固化为既成事实。 台湾演练反封锁 台湾目前正在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台湾军方今年把“反封锁护航”、海上交通线安全维护以及军方与海巡之间的协同列入演练内容，并建立“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以应对海空封锁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