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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康保县近日被曝有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使用甲醛溶液处理白菜，引发食品安全担忧。 康保县政府8月22日通报称，当地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和公安等部门已展开调查。经初步核查，网传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通报称，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当地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流向，并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展开排查。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和市场监管总局随后表示，已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处置，并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三部门还要求各地立即对白菜等易腐蔬菜开展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宿迁中合农产品市场称，一批被举报来自康保的白菜在快检以及后续送检中，结果均为合格。不过，江苏南京、无锡等华东地区农产品市场已相继宣布全面禁止康保县大白菜入场。 专家：天然存在不等于可以人为添加 南加州大学食品安全与毒理学专家罗杰·克莱门斯（Roger Clemens）在给本台的书面回复中表示，一些水果、蔬菜和鱼类中可能天然存在甲醛，但这与人为向食品中添加甲醛是两回事。 克莱门斯表示，对故意在食品中使用甲醛应采取“零容忍”态度。对于已经受到污染的食品，仅靠清洗不足以消除相关风险。 14年前已有类似报道 本台2012年曾报道，山东青州一些蔬菜商为使白菜保鲜，使用甲醛溶液浸泡白菜。援引当地业内人士称，这种做法当时已经持续三四年，并被视为当地行业的“潜规则”。 14年后，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可能并非一个偶然个案，而是一些结构性问题反复出现的结果。 黄严忠认为，蔬菜收购和长途运输节点流动性较强，地点又比较分散，监管部门难以做到全面覆盖。与此同时，正规冷链运输的成本，也可能促使部分收购商选择违法方式降低损耗。 “它的造假成本太低，而且被发现的可能性也非常低，所以造假的收益就很高。”他说。 黄严忠认为，治理这类问题不能只依赖事件曝光后的集中查处，还需要降低经营者依法合规的成本，并建立针对高风险品类、季节和产区的风险导向监管机制。 “单靠严打很难根治，因为这个利益账算不过来。”他说。 食品安全事件持续消耗公众信任 此次事件首先通过网络视频进入公众视野，随后才引发官方调查和多地专项排查。 黄严忠认为，类似事件造成的影响不限于潜在的健康风险，还会不断削弱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任，并给守法农户和商户带来连带损失。 “对消费者来说，最大的伤害就是信任的坍塌。”他说，“一次一次这样的事件，长期下来，公众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心就被一点点地消耗。” 他认为，食品安全监管应当从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转向覆盖整个供应链的持续监督。 “关键就是要把监管从事后的灭火，转向整个过程中有人盯、有技术排查、有数据能预警，而不是等舆情来了再作出反应。” 黄严忠也强调，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 “食品安全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任何国家都有食品问题。”他说，“真正可以比较的是，问题能不能发现得够不够快，讲得够不够清楚，改得够不够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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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法院8月21日裁定，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以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案件围绕支联会长期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等政治主张展开。两人目前尚未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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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以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两人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具体刑期尚未确定。 香港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自1990年起，支联会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一直持续到2019年。 2020年，警方以公共卫生理由禁止当年的六四集会。同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实施。 2021年9月，支联会和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同月25日，支联会表决解散。 今年1月案件开审，何俊仁认罪，李卓人和邹幸彤不认罪。8月21日，法院裁定支联会以及李、邹两人罪名成立。 这次案件的一个核心争议，是支联会长期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 法院认为，在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及其领导人仍继续推动这一目标，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李卓人和邹幸彤否认控罪。他们在庭审中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是推动民主转型，并不等同于要求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认为相关政治表达受到香港言论自由的保障。但法院没有接受这一辩解。 香港警方国安处表示，法院的裁决符合他们对案件的看法。警方称，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仍继续举行集会、展览、街头宣传和网上悼念等活动。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则认为，这项判决意在进一步压缩香港公开纪念六四的空间。 “当局显然是想用这样的判决，打消、抹灭所有历史的痕迹，不要让港人再有对六四的记忆。但是我认为当局是做不到的。沉默的纪念也是一种纪念，而人民心中的某些记忆，不会被这样野蛮的暴行完全摧毁掉的。” 李卓人和邹幸彤的刑期将在之后决定。 从曾经持续三十多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到支联会解散，再到今天的“煽动颠覆”定罪，这起案件也再次把香港国安法下政治表达的法律边界推到聚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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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从广场舞、露天烧烤到企业污染都被纳入治理。新规能否在保护居民与限制公共生活之间划清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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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用来监测噪声、提醒人们保持安静的机器，自己却显得格外吵。为了保护居民安宁，普通人的公共生活应该被管到什么程度？ 8月15日，中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广场舞、露天烧烤和商铺噪声等日常问题，也都在这部法典的规制范围内。 法典规定，广场舞等公共活动要遵守场所的时段、区域和音量要求，造成噪声污染且拒不整改，个人最高可罚一千元。 在地方政府划定的禁时、禁区露天烧烤，也可被罚款；拒不整改，最高可罚两万元。 这也留下了一道边界：什么时间可以跳、什么音量算过大、哪些地方不能烤？这些规定是在保护居民，还是可能把普通公共生活管得过细，很大程度上要看地方政府和公共场所管理者如何制定和执行具体规则。 法典实施当天，浙江衢州宣判了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家水产店二十四小时运行水泵和增氧泵，低频振动沿墙体传到楼上，导致住户失眠就医。 商家称，没有检测报告证明噪声超标。法院则认为，噪声污染不能只看分贝；即使数值没有超过标准，只要经营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干扰居民生活，仍不能免责。 店家被判限期降噪减振，并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不少生活类规定延续了既有法律。新法典更大的变化，是整合并取代十部环境法律，并把气候治理纳入统一框架。 英国《碳简报》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这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以及全国碳市场提供了更高层级的法律基础，使中国的气候治理进一步从政策推动转向法律化。 但外界也质疑它的监督和问责力度。 纽约大学法学院美亚法律研究所刊载的一篇评论担心，相关公益诉讼原告在起诉时需提交生态损害、损失和修复费用等证明，可能抬高环保组织挑战大型项目的门槛。 伦敦政经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则指出，法典没有设置独立专家咨询或监督机制，也没有明确支持对政府气候不作为的司法监督与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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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推动无人机“非红供应链”，但马达、电芯等关键环节仍依赖中国。台湾能否在危机中持续生产、维修和补充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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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想打造无人机“蜂巢”，但用来防御中国的无人机，会不会还要靠中国零件才能飞起来？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近日在台北呼吁美台建立无人机生产和技术伙伴关系。 台湾也拟投入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本土无人机，并把“非红供应链”列为重点。 蔡佳昇｜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 所谓“非红”，就是无人机的上游、它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材料，都需要做到非红，才是完整的非红。 台湾今年公布的采购指引要求，整机和关键模组必须由台资企业在台湾制造；其他多数零件也须符合非中资、非中国制造。 但规定有了，替代产能却无法一夜到位。 目前就我们的研究，马达和电芯是最可能必须仰赖中国的。 以电芯而言，目前最依赖的是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这几样材料决定电池的性能，也决定它的成本。 日本的正极材料厂商跟我们说，在兼顾环保的前提之下，要制作这些正极材料，他们的成本都会比中国高大概两到五成左右。 库存只能缓冲短期冲击，长期还要靠订单撑起新的产能。 简单来说，就是要稳定的订单来撑起规模，成本才会下降，然后材料端的替代投资也才会发生。 这些产能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马上成形，大概在三、四年之间，确实就是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窗口，正碰上美中新的供应链交锋。 8月5日，中国收紧对输美受控无人机、关键零部件和相关技术的逐案审核；习近平预计9月24日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面。 在美中高层互动前，无人机供应链已经成为新的博弈点。 对台湾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是有多少架无人机，而是危机发生后，能否在不受中国供应链牵制的情况下，持续生产、维修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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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言辞犀利的前总理曾大幅精简政府机构、推动国企改革，为中国后来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铺路。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星期三（8月12日）在北京逝世。朱镕基以直率强硬的作风著称，曾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通过一系列大胆但并未完全完成的改革，开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的时代。 新华社当天报道，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上午11时06分去世，享年98岁。 朱镕基于1998年至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卸任至今已有23年。在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主政期间，朱镕基主要负责经济工作。两人推动中国逐步摆脱1989年六四镇压后的国际孤立，并走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道路。 官方讣告称，朱镕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 官方仅称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没有公布具体病因。 西方主流媒体对朱镕基逝世的消息予以高度关注，普遍评价他是继邓小平之后推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关键推手 。朱镕基的强力改革也伴随着社会阵痛，包括国企改革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以及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加的后续影响。而由于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医疗、住房和养老保障，引发了大规模的下岗潮和地方劳工抗议，这些抗议随后均遭到政府的压制。 另外，在其任内，中国政府于1999年发起对法轮功团体的严厉镇压，对试图组建“中国民主党”等政治异见人士和民间组织，实施严厉的拘捕与判决。 同年，朱镕基内阁正式提出并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提升中国边疆地区的GDP和现代化水平，但国际评论人士指出，其核心逻辑是“以经济促进政治稳定”。此举也加速了汉族人口向西流动，在客观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引发当地少数民族对本土文化被边缘化以及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的不满。海外流亡藏人和维吾尔人曾就此多次进行抗议。 2003年卸任后，朱镕基很少公开露面，但继续与母校清华大学保持联系。他曾于1984年至2001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任期长达17年。 不过，《华尔街日报》2022年3月援引中共内部人士报道，朱镕基是对习近平打破既有最高领导层交接惯例表示反对的退休领导人之一。报道还称，朱镕基曾私下质疑习近平以国家和国有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有关说法没有获得朱镕基本人或中共官方证实。 报道刊出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有关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规定，要求曾担任领导职务的退休干部“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2022年10月，习近平打破惯例，获得第三个任期，为其终身执政铺平了道路。 现年73岁的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不断强化中共对经济的领导，强调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并加强对民营企业和科技公司的监管。这一方向与朱镕基推动政企分开、扩大市场作用的改革路线形成鲜明对照。 朱镕基2003年卸任时，他所推动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改革仍有不少未完成。此后由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政府延续了部分政策，但一些改革逐渐停滞或出现回调。 进入习近平时代后，上世纪90年代推行的多项改革出现逆转。习近平政府大力扶持国有企业，同时打压民营企业和科技公司。 朱镕基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获得电子工程专业学位。他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另一名长沙人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朱镕基曾两次遭受整肃。1958年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再次受到冲击，1970年至1975年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江泽民和朱镕基主政时期，中国政府曾因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保持经济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获得肯定。与习近平执政以来相比，江朱时期也被一些改革派人士和观察者视为一个相对开放、乐观的年代。江泽民于2022年11月逝世，终年96岁。 不过，中国当时的经济市场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自由化。